读史使人明智，以史为鉴，倍加珍惜当下和平的年代。本文摘自2019年银康第七期口述历史，讲述者是一名解放军老战士，从他的讲述中，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兵荒马乱年代对和平的渴望；从他的回忆中，可以一瞥共和国的发展印迹；也能从他的往事里，感受厚重的父爱......
1943年，那个时候还没解放呢，东北日伪时期我是小学四年级升高小，那个时候不叫高小，叫优级，就要考试，一共三门主课，一门是日文、一门是算数、一门是满语，就是现在的语文，考试也是这三门。当时老师说小包不用考，因为年年都是第一。考试那天我跟一个不认识的同学坐一张桌子，他是学习不好的降级生。我当时怎么写这个同学就怎么抄。这个学生也是有点傻，监考老师来了你就不要看我了，他还在看我的。我们的名字就被记下来了。考试后第二天就出榜了，我一看傻眼了——没有我的名字，就嚎啕大哭。没有办法，书不能念了，只好回家放猪吧。到了1956年，我当了陆军，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，回老家探亲，军装笔挺还别把手枪。我让原来的同学捎口信给我老师，就说当年你开除的学生明天九点来看看你，来找你算账（开玩笑）！他吓坏了，我九点钟到，他八点就坐在门口等我，我说：“我当年就是你的学生，你给我开除了（他家是地主，也是中医）。我今天拜访你，顺便问问你当初为什么开除我？”结果经过这件事，我们变成朋友了，他后来当了中医，经常到我们家给我们看看病。而我那些当年升到五、六年级的同学，在毕业前八月份会到日本去做劳工（表示对天皇的尊重），去的地方都不一样，有的到东京、有的去大阪、有的是广岛。正遇上美国投掷广岛原子弹，基本上都没回来。这样想来我被学校开除，也是因祸得福。1948年东北野战军攻克了锦州市，消灭敌军大概十万多人，沈阳和长春还没解放，我们部队接到命令，要求在四天之内赶到沈阳城外，路程三百五十公里。我记得一早就走，到晚上，上级看我们一天的路程不到七十公里，还有二百八十公里怎么走？当时没有车，只能扔掉辎重轻装上阵，身上只有一杆枪、子弹、一把刺刀、4个手榴弹，其他都丢掉，还是累得够呛。那不是一般地走啊，都是小跑。没时间停下来吃饭，每个人带着一个米袋子，装了两斤炒米面，饿了就吃点，没有开水只能干巴巴吃。那时候我是班里最小的，才十五岁。我们班长非常好，看我实在不行了，就把我4个手榴弹拿去背着。走了一天累得就想睡觉，不敢坐下，一坐下就起不来了。到第四天鞋底都掉了，班长就找点绳子把脚和鞋绑起来。又走了半天，绳子也不牢了，实在不行，班长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我穿，他光脚跑。我们班长是山东人，膀大腰粗，当兵时间也比较长，待我们就像亲兄弟。我们终于在 31日晚上到达目的地，休息一宿，第二天开始攻打沈阳。前进十五公里，攻破第一道防线，我们班十二个人，两个战士负伤。第二天继续打，早上就开始打，打到中午了，班长就下命令了，前面有一个据点，火力很猛。后来有人问打仗害不害怕，那确实不害怕，因为子弹从东南西北来，害怕都没有用。班长带着我们向前冲，大概冲到四、五十米的地方，当时我们解放军打仗就是靠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拼刺刀，一个是手榴弹，国民党是最害怕的。冲锋号一响，班长是第一个起来的，一晃就倒下了。“三下五除二手”榴弹一炸响，整个部队向前冲，国民党兵在战壕里看到我们刺刀锃亮的气势，就举手投降了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我们班长牺牲了，两个战士重伤，两个战士轻伤。到了救护所才发现我头上也受了伤，那时候的口号是“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不叫苦”。本来沈阳要打三天，谁知奇迹般地打了两天就打下来了。我们的班长确实是个好班长，他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，也就二十几岁，住在老百姓家的时候挑水扫院子，什么活他都干。我们班长姓时，他牺牲了全班都感到难过。
我是从1960年从部队转到机关工作，是角色的转换，转换的怎么样？我先讲个故事。1963年对我来讲是一个考验，怎么考验法？1960年5月份，中国有一支舰起航到日本，那个时候我们和日本还没建交，舰队从上海出发，走到中途有个岩石礁，大概离上海有200多海里发生问题了。报务员三点钟发了个电报说遭到鱼雷攻击，上海市接到这个电报马上通知我们东海舰队，马上准备出击迎战。这个时候我们派出两艘护卫舰就起航了，走了大概6个小时就赶到了。正好碰到日本的小船，双方就相遇了。日本的船就告诉我们，你们之前发生事故，有24名船员在我们船上。我们就把船员带回上海了。最后报告到北京去了，总理说这个是大事情，那个时候我们和日本还有没有建交，后来听到遭到鱼雷的攻击了，不是一般的事情，那是敌对问题。这时候美国就发了一个通讯，他讲在那个地区我们没有潜艇。
（2019年，包生海老先生荣获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。）周总理就决定调查，后来东海舰队出12艘舰艇，另外上海出4艘船，一共16艘船，这个事情当时来讲是很重要的。我到机关工作后就负责搞通信的，那时候通信和现在不一样，在海上都是通过电台进行联系，那是很复杂的，那时候我来负责调查这件事，能不能负责好就看我的水平了。我就是想尽一切办法，通过三天的时间，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起草文件、联络，到最后周总理亲自从北京来了。开会时我做了工作汇报，从我们船出航到进行调查，大概一共15天。打捞船都是潜水员下去摸，前前后后调查大概半个月，对我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考验。每天24小时，从早到晚我不敢离开电台，调查结果证明我们的船确实是触礁了，不是鱼雷。第一点，要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。在部队是拿枪的，到机关是拿笔杆子的，自己当小学生跟领导前辈学习，晚上下班后我也不离开办公室，就看书自己琢磨，如果不是这样，这件事我也办不好，当不好领导。第二点，我要以身作则，不能搞特殊。我们部队有作息时间，每天8点钟上班，5点下班，有的同志他就不是按照规定时间。我作为科长，8点钟上班7:45就来了。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公务员，扫地、打开水都是我自己来，对他们也是一种影响。吃饭也是一样，规定中午11点半开饭，晚上5点开饭。60年代大家都知道吃的不怎么样，都想早点到食堂买一个好菜，本来规定11点半，有的11点15分就跑掉了，那我不是这样的，11点半就是11点半，排队能吃到什么样的就吃什么样的。久而久之，同志们一看科长都这样，慢慢这个问题就好起来了。第三点，作为领导就要讲团结。一年打鱼给部队分点，分到我们科，十几个人，鱼嘛总是有大有小。那时候都想拿点大的，多拿一点。我干脆让他们先拿，我们领导最后拿。第四点，作为领导要关心群众。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，当时我们科有一个参谋，他的妻子得肺病了，他工资也不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一个月工资不到100块钱，拿出30块钱帮助他们家。还有一个参谋，那时候唐山大地震，家里遭殃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老婆穿个白衬衫，背心都发黄了，小孩子一个个瘦的不像样了，也很可怜。那时候买衣服凭布票的。你再困难，没有布票买不到东西。我最多是5尺布票，本来自己用的，给他们了，又给他10块钱，照顾照顾孩子。他们很感动，说咱们科长看到我们家里这么困难，能够伸出援助，很感动。通过这件事，下面的参谋都觉得能有这么一个科长感到很欣慰。我们科被评为“四好科”。那么我尽管是在机关工作，有一次我下部队，记得一连是打电报的，二连是搞有线的，爬电线杆都是干重活的。他们说吃不饱没有劲干，我说怎么吃不饱啊，他说你看看二连一个月3斤粮食，一连坐办公室也是3斤粮食，吃不饱你看怎么办。这个问题对我讲也很困难，我也没有权力，后来我跟一连的连长讲起这个事情，我问你们连粮食够不够吃，他说够了，我们吃不了。每个人节约一两，节约的粮食送到二连去。通过这个事情，他们说机关干部来到部队帮我们解决问题，感到很高兴。后来有人反映住在山沟，那个时候看不了电视，听个收音机都不错了，我们连个收音机都听不到，除了打扑克没有其他东西，感到很寂寞。我听了以后就想办法，装了收音机，还装了3个大喇叭，一个连一个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他们那个地方有火车没有火车站，战士探亲回来后，下车要走10公里才能到部队。有一天我就到火车站，刚好碰到站长，一听是老乡，“老乡见老乡、两眼泪汪汪”，我就讲这个问题了，我们部队有困难，站长说他也没有这个权力，咱们一起去找领导。铁路局一看我是部队的，也很客气。他一听按照规定你们部队是个团，设个小站，他说要上报一下。不到半个月这个问题解决了，给我们的战士带来很大的便利。我就想不管在部队也好，在机关也好，能够为战士解决问题是应该的，这个事情看着很小，但对他们来说是个大事。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么多，算是工作经历。
我三岁时，母亲就生病死去了，对我来说不记得母亲的样子，以后全靠父亲，白天晚上都是跟着父亲。农村要下地干活，我父亲就弄个草席，下地干活时就把我放在田边。要睡觉就在地里睡，饿了就把带着的窝窝头吃一点，渴了就喝点水，这种生活过了八、九年。到虚岁九岁时就上学了。当时东北是日本统治时代，一年级、二年级都念得很好，人们都说“贫困家庭出秀才”，我念书确实不错，直接跳级四年级。
1947年的时候东北解放，上面下来动员当兵。我很想当兵，父亲知道以后不愿意，他觉得我太小，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所以这次当兵没成功。到了1948年，部队第二次来动员当兵，我下决心当了兵。走了之后听说我父亲想儿子，三天两头生病。到了1951年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就驻扎在北京，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要来部队看我。我们家离沈阳大概五百多里，到了沈阳以后才能坐火车，我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到沈阳的，他后来讲走了三天才到了沈阳。要坐火车，火车站也找不到，买票也不会。遇到一个小伙子，就问：“老大爷你去哪里？”我父亲就说“到北京去，我儿子在北京当兵，从当兵到现在三、四年了没见面，我想看看我儿子。”这个小伙一听很感动，这么大年纪，这么远到北京很不容易：“你车票买了没有？我帮你买。”帮我父亲一起上了火车。到了饭点，这个小伙看我父亲只吃窝窝头、喝点开水，看着怪可怜的。那个小伙说：“老大爷你不要吃饼，我给你买盒饭吧。”到了晚上睡觉，他看我父亲坐在那里，就给他换卧铺去了。第二天到了北京下了火车，小伙还是没离开我父亲，就拿着我寄给父亲的信封带着我父亲去乘了2个小时车，又走了五公里，终于辗转找到了我。我一听确实很感动，这个小伙真是个好人，我父亲坐车的路费、在路上也是吃的住的都是人家的，我赶紧把钱给他，他就是不要。他说自己是报社记者姓陆，我和他成了好朋友。我现在想想看，老百姓确确实实热爱解放军，老百姓对军人家属确确实实不是一般的尊重。后来他写了一篇报道登在报纸上，我也看到了，他的标题是《怀揣几个饼子，千里寻儿记》。我父亲是1961年去世的，我和他通信大概有十年，基本上每个礼拜有一封信的，父亲去世后我从部队请假回家。看到我寄的信有这么一摞，大约有四、五百封信。他也不识字，我寄回去他也是让别人看看，再给我回信。
本文来源：银康第七期口述历史
2020年银康第八期口述历史自2020年8月正式开启，目前仍在进行中。回忆起难忘的工作经历，刘奶奶讲述了在青岛开展地下党的工作；1932年，上海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，沈奶奶一家人不得不逃往绍兴；何奶奶说生活再苦都不怕，割羊草、割稻草，样样能干，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......
